■本报记者 冯丽妃
近年来，中国社会关于工人、工厂的事件，以及由于劳资关系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，已成为无法视而不见的社会事实。
“今天的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劳工的主体，而这个主体的特点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，他们正是事件和抗争的主体。”清华大学教授、农民工问题研究专家郭于华指出。
新生代的特点
郭于华指出，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比较年轻，但“新”不仅仅是年龄的概念。它揭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阶级身份。他们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下产生的新生代农民工，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，他们跟乡村、跟城市的关系，他们与资本、与国家的关系，都具有不同的特点。
从跟乡村的关系来看，这一代农民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已非常淡薄。他们绝大多数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历，不会做农活，对乡村传统社会没有很强的认同感，而更加认同城市生活，他们的工作也在城市里面。
然而，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却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。他们不认同农村，但是城市又不接纳他们，他们在城市当中只能处于一种漂泊状态。
同时，他们跟资本和国家的关系，也很不一样。他们比上一代农民工受过更多的教育，很多人都有上职业技术学校的经历，甚至有大学教育的经历，这些教育提升了他们的文化程度，增加了他们的技能，同时也让他们更加不认同农村。
“教育经历使他们不太愿意像上一代一样认命。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用宿命论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处境，他们有更强烈的表达利益的需求，希望未来有更好的生活。”这些方面都铸成了“新生代”之“新”，跟老一代农民工的不同。
当新生代遇上旧体制
“当前，农民工的主体已经发生了改变，而改革开放以来所设定的劳动力流动结构却没有变，城乡二元化的户籍方式把人们固化起来的格局也没有改变。所以，当新生代遇到旧体制的时候，矛盾就开始凸显。”郭于华指出。
她解释说，旧体制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并延续了30多年的农民工生产体制，包含两个基本层面。其一是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，其基本特征是把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过程分解开来。
在正常的生产体制下，劳动力再生产应是一个完整的过程。而在我国，农民工作为劳动力的更新部分，如赡养父母、生养子嗣、子女教育，以及医疗、住宅，乃至养老等都被下放到农村老家进行。企业和城市不承担劳动力更新的再生产过程，而只承担这个劳动力本身的吃、住等日常维持成本。
另一个层面为工厂专制政体。即围绕农民工在工厂当中的劳作而进行的劳动管理体制。表现在劳动生产过程中高强度、长时间的、简单重复的、枯燥的劳动。包括微薄的工资待遇，包括非人性化的管理体制，也包括非常恶劣、危险、肮脏的工作环境。常规的工厂专制政体最明显的表现是自杀、罢工和群体行动等。
难以忍受枯燥苛刻的工厂专制政体，有人选择了轻生，如富士康跳楼事件；有人为了反抗歧视、争取城市公民权，选择了愤起，如增城事件；而更多情况下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学会用主动维权的方式，用集体行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，如本田罢工事件。
“新生代与旧体制难以化解的矛盾，造成了农民工的处境，也是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抗争的根源。这样的体制如果不改变，冲突在所难免。”郭于华表示。
改变体制 保护权益
“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，需要从制度变革入手，需要真正落实农民工在企业中作为企业公民存在，在城市中作为社区公民存在，应该落实他们真正的公民身份。”郭于华表示。
她指出，当今中国被称为“世界工厂”，“中国制造”也已成为当今中国的一张名片。而所谓的“中国制造”所取得的“辉煌”成就，恰恰跟农民工弱势地位形成强烈对比和反差。
“这一点恰恰印证了中国今天的劳资关系是一个严重失衡的状态。而劳资关系的失衡，其实是权利、资本和劳工三者关系的严重失衡。”她指出，要改变如此不均衡的劳资关系，必须有为公民赋权的过程，包括劳工三权的逐步合法化和真正落实。
她指出，只有真正落实劳工的团结权、争议权、抵抗权，才能真正建立劳资双方进行利益博弈的机制。只有具备这些最基本的博弈条件，保障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权利，才能使他们真正转化成中国的产业工人。而这同样也是中国产业转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的。
“唯有经历转型的过程，才能真正表明农民工不再永远是受苦受难的阶层，而成为有能力自觉干预社会进程的力量，才有可能改变他们自身的命运。”郭于华表示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 (2012-12-31 第3版 深度)
